国际劳动妇女节（3月8日）近代变迁
中国首度公开、正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在1924年3月的广州，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从1924年中国人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来，该节日己经成为了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运的重要场域。“三八”国际妇女节代表革命传统及其作为中国百年妇运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始关注到妇女问题，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这一后来一以贯之的妇女运动指导方针。建立广泛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需求迫在眉睫，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就在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改进会议，再次改组国民党，在新修订的党纲与总章里规定设立“妇女委员会”，以“调查国内外妇女状况，并研究国内妇女问题之解决方法”。1924年初的广州，妇女就学就业的机会很少。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促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何香凝作为中国国民党早期最重要的妇女运动领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党务部门，国民党的妇女部同样关注“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将妇女解放与国家救亡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妇女工作有着基本的共识。
当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遵照两党的决议，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各级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中共早期妇女工作领袖都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沪、粤等地的地方党部妇女部担任领导职务。
1924年，广州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不仅成为中国首次公开的“三八”节纪念活动，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国际妇女节因而也成为广大妇女教育、检阅自己力量和加强团结的盛大节日。”
同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何香凝承担了纪念活动的筹备事宜。3月3日，广州执信学校作了题为“国际妇女节之性质”的专题讲演，介绍妇女节的历史与意义，这个演说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党首次向中国大众介绍“国际妇女节”这一概念。
3月4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以部长曾醒名义发出通告，呼吁广州地区各妇女团体于3月8日举行游行示威，响应全世界妇女的“大团结示威运动”，并派代表参加3月5日下午在执信女校召开的筹备会议。翌日下午2时，广州各界妇女代表数百人在执信女校大礼堂举行筹备动员会，推举何香凝为会议主席。何香凝发言，3月8日广州妇女的游行示威将是中国第一次组织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意义十分重大。与会代表热烈鼓掌，并纷纷对组织好这一活动建言献策。会议最后决定：
1．3月7日派出12人乘坐汽车在广州市内主要街道分发有关妇女问题的传单，以唤起市民的注意和动员各界妇女参加大会和游行；
2．3月8日上午11时在第一公园举行示威大会，请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通知省立、市立各校学生全体参加；
3．会后在市内马路举行巡游，并准备汽车队演讲队随同出发，请市公安局派军警保护；
4．确定各种旗帜标语，如“解放中国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钱、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等。
《广州民国日报》为广州纪念“三八”节活动呐喊助威。3月5日该报发表《庆祝国际妇女日》一文，详细介绍“国际妇女日”的历史及德、英、奥和苏俄等国庆祝“三八”节活动情况。3月6日又发表题为《妇女日》的时评，指出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受制于“男权”，“几不自当为人”，强调国民党中央提议举行“三八”妇女日活动，目的是提高妇女的觉悟，革除陋习，进而谋求妇女的“觉悟”、“独立”。3月7日，该报又刊登《国际妇女日之运动》，通告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的“三八”纪念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巡游路线，向广大妇女发出了动员令。
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位于市中心的第一公园内的音乐亭搭起了临时舞台，“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横幅悬挂正上方。会场四周也张贴了“妇女要求劳动权”等标语。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和口号。廖仲恺也前来助兴，并发表《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
庆祝大会结束后，何香凝、曾醒与巡行总指挥沈慧莲、总务长唐允恭、纠察员廖冰筠等人一起，带着与会妇女从第一公园出发，徒步上街游行，按照预定路线途经吉祥路、越华路省长公署、广仁路省财政厅、永汉北路，从天字码头转入珠江长堤、太平南路、一德路、维新路，最后回到第一公园解散。一路上，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废除娼妓制度”等口号。“第一次将中国妇女的要求全面提出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妇女站在街道两旁，也附和高呼口号，有的还加入了游行队伍。不少女学生还分乘十几辆插上各种旗帜的汽车，到市内其它街道演讲，散发传单，宣传纪念“三八”节和谋求妇女解放的意义。
国共两党的妇女部在1924年2月末、3月初围绕“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首开国人庆祝国际妇女节的先例。这一年还是“除广州外，别处的女界，不曾听到对于这国际劳动妇女节有怎样的举动。”但此后，“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各地、各妇女团体间迅速传播，每年的庆祝活动不断。
192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各地妇女代表齐集北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视女性为非国民的荒唐选举权规定而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尤其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的劳动妇女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运动”。在杨之华的回忆中，这一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声势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州、梧州、宜宾、保定、酉矍陵、平江这样的中小城市。
1927年3月8日，武汉更是空前的热闹——10万（也有说20万人）妇女大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共产党员黄定慧（当时叫黄慕兰，是中共武汉妇女部部长）20世纪90年代在口述回忆中称：“1927年，我被任命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主任…3月8日那天，十万多名妇女在城市中央广场集合，我们先开了个会，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来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也来了。我是会议的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这件事使得许多人至今仍记得我。讲话后，会议结束了，然后十万多名妇女行进到嘉宾所在的看台，再继续向市中心游行。”
虽然之后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就失败了，但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重要的教育、动员场域这一传统，却在国共两党的妇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1932年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检阅了苏区的妇女赤卫队”。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不仅有常规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还会有针对性地提前发布文件、指示，比如1938年的《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41年《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决定》等。三八”节和围绕节日的庆祝、纪念活动，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发布妇女工作政策、建立妇女工作统一战线、动员基层妇女参与妇运的重要抓手；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时期也得到了很好地继承。
而在国民党方面，“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动员妇女的重要公共活动空间这一功能，也并未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消解。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群众妇女运动采取了紧缩政策，但无论是在“新生活运动”中，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三八”国际妇女节都不仅是个重要的节日，还是响亮的战斗号角。而民间的妇女组织，更是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得天独厚的机会，以各种形式发动妇女参与妇运。比如193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南京各界妇女集会，并向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规定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代表名额，这一活动间接促成了1936年国大选举成功产生妇女代表，这是近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迈出的重要一步。
抗战爆发前，“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更是成为了中国各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场域。女作家谢冰莹曾经写过“多难的‘三八”’一文，纪念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她和她的朋友们自费创办《妇女之光》杂志，投身抗战，并计划在3月8日举行示威游行，结果却在妇女节当天遭到巡捕查禁的遭遇。1936年的“三八”节，虽然当时政府已下令禁止集会游行，但北平、上海等地仍都举行了盛大的示威运动，中国共产党更是组织各界妇女2000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提出“妇女界团结起来”等口号，会后并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场域，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而中国的“三八”纪念活动背后的革命性、斗争性也是值得铭记的。1946年抗战一结束，当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演变成国共两党争夺对于中国妇女运动话语权与领导权的舞台。
1949年以后，《人民日报》每年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该社论成为了“由全国妇联主持的代表国家行为的‘三八’节大型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自大革命以来，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重要载体开展妇女工作的传统在新中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不过在民众中，节日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弱而演变成类似西方的母亲节和情人节之类向女性表达尊敬和爱意的机会。至今，这天仍是俄罗斯的法定假日，男性会赠送礼物给妇女以祝贺她们的节日。
在西方国家，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正常举行，但后来一度中断。直到19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才又逐渐恢复。
而1960年以来对“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与表彰活动，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女劳模”为象征的“新中国妇女”形象赋予了更明确的性别属性。“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比活动始于196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提出的评比标准。同年2月15日的《人民日报》通知中进一步指出该评比活动的意义在于，“全国妇女一定要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社会主义劳动妇女，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家建设计划，为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3月5日，由全国妇联等9个团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表彰和鼓励一万个（实际是10002个）“三八红旗手”（6305名）和“三八红旗集体”（3697个）的广播大会在北京举行。现 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广播表彰大会之盛况空前，“从边疆到内地，从沿海到山区，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国就是广播大会的会场。参加大会的有一亿二千万以上的各族各行各业的妇女。”
虽然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全国妇联业务工作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止，《人民日报》从1967年开始不再发表“三八”社论。1978年3月4日，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座谈会，在文革期间中断的“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选活动在1979年得以恢复——使得1924年以来，“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重要场域的传统得以继续。
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确认普通妇女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的传统。
1977年，联大正式决定把3月8日作为“联合国妇女权益日和国际和平日”。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民族传统习俗，选定一年中的某一天宣布为联合国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日。联合国的倡议为实现男女平等建立了国家法律框架，并且提高了公众对于迫切需要在各个方面提高妇女地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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