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各界反应
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国出面对日本施压。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即向国联报告事件情况，提出申诉，同时照会美英等国政府，请国际组织主持公道，希望国际各国深切关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同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采步骤，阻止情势之扩大”。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他们时说：“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再次强调了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幻想依靠国联的主张。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对外妥协政策，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念有关，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难以与日本决战，所以应坚持“先安内政策”。 “安内”的首要任务便是“剿共”，其次是对付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
早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就相继电告张学良，强调“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要求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9月20日，蒋介石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即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注重外交解决的方针。
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不同的声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邵元冲在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时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戴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
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
9月21日，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进犯烟台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
9月23日，蒋介石答复熊式辉日本如在上海寻衅应如何应付时强调：“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9月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在1931年11月，面对“送蒋北上”运动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下了命令，派税警团官兵五六千人，送空军一个中队北上，摆出了抵抗的姿态，然而国民革命军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线，按兵未动。
可见，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
总的来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忍痛含愤，诉诸国联，不作抵抗，是典型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对严峻局势的估计不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警惕不够，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应对软弱无力。面对日本侵略，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和列强各国的干涉上，反而对民众自发组织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中共态度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强烈要求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
此后，中共中央又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用革命的铁拳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协助与领导东北义勇军，另外，从1932年起，也在东北各地领导创建了10余支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力。
中国民间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
与此同时，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如黑龙江省防军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第二旅旅长苏炳文，以及吉林省边防军的团长冯占海、第二十七旅的营长王德林、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黑龙江省防军参谋长谢珂等，他们的队伍后来与各地地方武装汇合起来，成为义勇军的一部分。
义勇军发展得很快，到1932年已经有30余万人。各地的义勇军尽管组织仓促、武器装备很差，但是士气旺盛。如辽南地区编成的义勇军第二军团，下辖17路军及6个独立大队，多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但就是这样的队伍，在1932年8月28日曾联合发起攻打沈阳的战斗，袭击了兵工厂，焚毁了机场仓库，烧毁了几架飞机，还毙伤日伪军数十人。东北民众自卫军曾夜袭凤凰城，袭击庄河、大孤山、卡巴岭、三义庙等敌人据点，队伍扩大到3000余人。
日本政府
紧急制止和失败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喜重郎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也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提出过质问：“关东军少壮士官之间正在计划在满洲如何干掉中国军，此一消息是否真实?”因日本国内对于关东军欲在东北发动事变早有所闻，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亦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宣中央意旨。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是赞成关东军武力发动阴谋的。派他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告知阴谋已泄，盼在建川到沈阳前发动。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林久治郎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
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而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
内阁向军部靠拢
但在日本社会从上到下的压力下，内阁和外务省的立场开始向军部转移。从根本上说，币原外相与军部对扩展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是一致的。币原主要是更多的从外交的角度考虑，关注和担忧国际的反应。关东军逐步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域后，策划成立“独立”政权，币原也不是绝对不同意的。他是从时机策略着眼，而反对操急从事。
由于日本国内政坛的倾轧，若槻礼次郎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犬养毅内阁与军部的方针更趋一致。诚如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所言：“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国联）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判断，应以军事为前提。”
总体而言，尽管日本内阁、外务省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上与军部存在分歧，但在对外声明和交涉中，却竭力掩饰事变真相，辩解关东军的侵略行径。随着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发生，犬养毅被暗杀。5月26日，日本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唯军部马首是瞻的“举国一致”内阁，使日本的军国主义进一步得到发展。
国际社会
英法两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主要是通过当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活动表现出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国联的主要成员国，在国联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联活动几乎由这两个国家所控制和操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控告。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两个多月后才抵达沈阳。
调查团到东北前，日本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掩盖侵略罪行，策动东北的“所谓独立运动”，成为伪“满洲国”。调查团到东北后，日本侵略者又捏造各种假象，阻挠调查团工作。在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多方努力下，东北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给调查团寄送了大量信件，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和武力扶植伪“满洲国”的内幕，使调查团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有一定的揭露，对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若干部分也予以承认，认为伪“满洲国”不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生产”，而是“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的结果。但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尤其是提出非常荒谬的建议，主张中日两国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把中国领土东三省由西方列强共同管理。
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接受”。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恼羞成怒，退出会场。日本政府以抗议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苏联方面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十分关注。虽然当时两国外交关系中断，苏联政府从外交及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苏联政府致电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侵犯苏联在中东铁路拥有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不久，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进行谈判，很快恢复了中苏两国邦交。但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两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11月19日，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表示，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本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美国反应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消极观望，默不作声。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对这一被称为“史汀生主义”的政策，中国和欧洲各国普遍表示赞同。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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