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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生为19元起诉星巴克 调解后星巴克立马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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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25 14:49: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洁莹曾在朋友圈分享过一段文字,讲述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参与起诉迪士尼,“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规则不合理,哪怕制定规则的主体是迪士尼。”她说,“我们往往会习惯于我们的生活,惯性地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却缺少了对规则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的反思。”

法庭里,被告们西装革履,拎着公文包陆续落座。邓雅然则一脸稚嫩,她穿着T恤,背着双肩包,刚从北京匆匆赶到上海。作为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邓雅然平时的课业并不算轻松,为了来上海,她不得不和辅导员请假。

去年夏天,邓雅然诉星巴克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起因是邓雅然的同学发现,买了星巴克预付卡,却不能直接清零账户里的余额,除非继续充值。邓雅然在网上查资料时发现,很多消费者跟她们有同样的困扰,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邓雅然和同学将这家公司告上法庭,她们的诉求与赔偿无关,“只是觉得不合理”,她们想要推动星巴克预付卡消费模式变化。

近年来,高校学生诉大公司的案件频频登上热搜。上海迪士尼无法自带食物案、快递私自代签案、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一次性筷子强制收费案、会员无法跳广告案……1000多名在校大学生自发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站上法庭当起了原告。有人成功推动了大公司的改变,也有人未能立案成功。

在这些递交给法院的起诉书背后,是一项发起于2012年,面向法学生的比赛——“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在这里,法学生们沿着课堂,往前又走了一步。



“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在这里,法学生们沿着课堂,往前又走了一步。受访者供图

“进入社会闯一闯”

2019年,邓雅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大三学生,就读国际政治专业。一次刷手机时,她看到了学校法学院的微信推送的“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因上海迪士尼禁止旅客自带饮食,华东政法大学的一名法学生将其告上法庭,案件最终以迪士尼公司改善条款收尾。

“原来在校大学生,也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公平。”邓雅然内心非常震撼,彼时已经对法学产生兴趣的她,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考上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之后,邓雅然决定和同学组队参加“小城杯”。她们翻阅了过往参赛的项目,发现普遍性、公益性是比赛看重的内容。

此时,恰好一位团队成员在消费时遇到了“问题”——她是星巴克“铁粉”,在家乡广东使用星巴克App购买星巴克预付卡“星礼卡”时,剩下19元,却找不到退款渠道。她想先充值再用掉余额,然而到了充值界面,却发现充值金额必须是100的倍数。

在这样的设定下,卡内始终存有余额。向客服咨询退卡,对方表示,星巴克将收取余额2%的手续费,最低收取20元。

这名同学还去线下店铺询问,发现有的店铺可以在消费付款时叠加这一支付方式,从而清零,有的店铺则不行,而总公司对此并无规定。通过线上客服的告知,队员们发现这一线上充值规定在星巴克App的星礼卡章程上,但该章程阅读入口较为隐蔽。

“这合理吗?”四名成员开始在北京等地进行试验,想要确认是否有线上清零卡内余额的渠道。她们走访了三家星巴克门店,分别在学校附近、购物中心内部、办公楼楼下。邓雅然说,这样的选择,是想确保各个门店不会因为使用场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

在和星巴克交涉的过程中,邓雅然等人首先做了取证,交谈时需要录音留存,但她们跟每位店员交涉时,都对店员的画像做了保护,“这是大公司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因此影响到一个毫无决策力的店员。”

而线上的取证,她们像正常客户一样去询问“星礼卡”使用有关事项,“我们没有披露是为了取证,如果披露的话,客服应该也不太可能配合我们。”

作为法学生,她们知道证据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固定证据”。邓雅然和同学向学院老师请教,才得知,曾经课堂上讲述的“固定线上证据”,真正处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自己录制视频或截图取证,存在一定风险,法院不一定认可,证据真实性受到质疑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固定证据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公证和使用第三方存证平台,这样能加强证据的真实性,她们选择了后者。

最终,她们调查发现“星礼卡”无法退取余额这一情况不止出现在广东,而是全国多地都有。而且通过网络检索,她们发现大量星礼卡消费者针对类似问题进行了投诉,但最终都因高昂的诉讼或仲裁成本而止步。

四名同学决定借着参赛的契机,向星巴克提起诉讼。最初她们考虑到在北京上学,试图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但因为管辖问题被驳回了。书本里的一两句话,在她们的奔波中得以验证。

2023年6月19日,案件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邓雅然坦言,如果不是参与比赛,她和同学们并不会去做这样一件事。而现在既然有机会,她们决定进入社会闯一闯,去探索权利的边界。

“我是原告”

得知学生们两地奔波,指导律师帮她们向法院申请线上开庭。但考虑到案件的公益价值,法官还是希望原被告双方线下见面,互相交换证据。

团队为了节省开支,每次都由邓雅然独自前往上海。而剩下三名成员则在幕后帮助她搜集各种资料来佐证观点。她们的诉求是,“星巴克履行合理提示义务,对星礼卡章程中争议解决条款加粗加黑;取消退卡需收取手续费的条款;允许消费者按照所需,自行设定充值金额。”

就像职场剧里的情节一样,代表星巴克方出场的有公司高管、高级法务,还有外包的律师团队,所有人都西装革履,邓雅然背着双肩包站在他们旁边,显得格格不入。

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在法官的协调下调解了两次。所有人都知道邓雅然的学生身份,但没有人轻视。“我们的顺利,其实和星巴克方的积极态度有关系。”邓雅然说,调解过程中,星巴克方的高管们态度很好,说希望了解消费者视角下的消费规则,并表示将整改。

第一次调解后,邓雅然回到北京,和同学们商量着如果星巴克有了整改,可以接受和解并撤诉。那一年的7月15日,星巴克公司更新了星礼卡章程,根据她们的建议,对争议解决条款加粗加黑,并将星礼卡章程与平台须知一同附在购买同意事项内。

同年11月6日,邓雅然和同学们还发现,星巴克预付卡充值时的金额可以自定义了,并且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同时退卡规则中也删除了退卡手续费最低20元的条款,退卡手续费从原来的卡内余额的2%减少至1.5%。

最终在去年决赛之前,双方达成了和解,队员们选择了撤诉。这个案件在当年的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是否进入庭审,并不是比赛最看重的部分,关键是真的引发了改变。”“小城杯”比赛由吴辰发起,他是小城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他说,很多案件在调解阶段就顺利解决了问题,这些隐藏在大众生活中的不公平,成功得到了改善。



第九届“小城杯”比赛领奖现场,邓雅然和同学组队诉星巴克的案子最终获得二等奖。受访者供图

“培养有同理心的法律人”

2008年,吴辰创办小城律师事务所。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法学生们的不足,刚毕业的他们来到律所,连写一份文书、起草一份合同,都磕磕绊绊,难以直接上手工作,“到了2012年,我们恰好碰到了人才青黄不接的阶段。”

模拟法庭、辩论赛,是校园里最常见的法学生活动,他们以课堂理论体系为主,始终在模拟一种思辨现场,“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一点到学校教育中去发现实践型、复合型的人才,符合我们法律实务规律的人才。”吴辰说。

“是不是有可能让青年法学生在法律人格塑造阶段,就能明白责任意味着什么?”他希望能有一个活动去激发法学生们的同理心,让一定程度上更有维权能力的法学生拿起法律武器去争取权利。

就此,“小城杯”比赛应运而生,一个让学生们去发现身边容易被忽视的不平等,从而捍卫自己和公众权利的法学实践开始诞生。为了鼓励学生们的积极性,“小城杯”设立了奖金,通过海选、初赛、决赛,鼓励学生有意识地关注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的小事。评委来自司法局的领导、律协的律师、高校法学院的教授等。

2012年的第一届比赛,吴辰在华东政法大学借了一间教室,黑板上写几个大字,比赛就开始了。参与的学生很少,学校老师们找了几个人,零零散散凑了六支队伍,在学校民法专业老师的专门指导下进行了比赛。“拉人拼凑的游击队伍一样。”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党总支书记寿新宝回忆,他也是比赛最初的发起人之一。那一年,只有一个立案成功的团队。

吴辰说,最初几年,有的法官会觉得学生们是在闹着玩儿。“面对新事物,法院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这在他看来可以理解,基层法官的考核和结案率挂钩,期限内不结案就会影响考核,小案子能少收就少收。

2015年,人民法院改革案件受理制度,“立案审查制”改成“立案登记制”,之后成功立案的学生明显多了。

很多在校法学生走进了法院,成为了原告。一群小小的“蚂蚁”,试图撼动国企、上市公司等“大象”。因丰巢未经同意收取快递柜逾期保管费1元,上海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将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有学生因购买视频会员后,仍然无法跳过广告,而起诉爱奇艺;也有学生下载一篇7元的文献,却发现至少要充值50元,起诉知网……

“这一类案子起诉标的金额不大,就几块钱或几十块钱,主要是要求对方改善原来的不合理状态。”吴辰认为,“小城杯”最大的意义是,“我要为人们鼓而呼,理直气壮地坐在原告席上,用我所学的法律知识去争取权利。”



第九届“小城杯”比赛时,王洁莹被邀请前往开幕式致辞。受访者供图

带着法学精神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真正将比赛推至出圈的,是华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王洁莹等人诉迪士尼案。

2019年1月,王洁莹与另外三位同学一起组成团队,报名参加了“小城杯”诉讼大赛。恰好一名身边的同学刚去过迪士尼乐园,提到安检时被工作人员翻包并禁止携带食物入园,她们决定以此参赛。

随后,王洁莹独自前往迪士尼乐园进行体验,果然在安检时,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她在现场拨打了市民热线和消费者投诉热线,但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之后,她们将迪士尼诉至法院。

只有真正走上了诉讼,才知道成为专业律师的不易。“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指导律师袁丽说,团队最初提交的立案材料写得有点问题,在网上立案平台提交材料时,未被受理。袁丽建议她们去现场,因为现场可以沟通,也可以手动更改诉状。而后,团队又专程赶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厅窗口,递上纸质材料,依然没有被当场受理。

当天,法院的一位庭长跟她们交流,指出案由既有侵权范畴,又有违约范畴,不太合适。“他当时问我们是不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作业。”王洁莹说,也有工作人员怀疑这样的立案是浪费司法资源,询问她们的意图是否只是为了比赛,而不是案件,但立案庭人员仍然给出足够的耐心与她们沟通,整个过程三个多小时。

那天下着大雨,她们需要补充材料重新提交,但法院周围没有一家打印店,大家只好分头行动,两个人在法院等着,两个人去找打印店。最终在临近下班时,工作人员收下了所有材料,告知等候后续的短信通知,并没有明确回复是否同意立案。

而此次诉讼中迪士尼方的律师和法务均是专业前辈。王洁莹记得,被告方律师在证据清单里提供了一张照片,正是她本人参加比赛的情景,而她本人还被红笔圈了出来,在王洁莹看来,被告方是想表示她作为原告方的目的是为了参赛,他们不一定理解学生们的行为和目的。

回想起这些细节,王洁莹觉得有些无奈,“但也说明了对方律师的认真。”但她们的指导律师袁丽认为,这些都是在法律实践中常见的事情,也是学生们走进法庭应该面对的事情,“你将来当律师办案子,需要知己知彼,也可能会进行背景调查,寻找每一个可能突破的点。”

作为指导律师,袁丽从来不帮办代办,她通常会在看过案件材料后,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指导。在王洁莹等人准备诉讼的过程中,袁丽就建议她们去现场立案,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能在法院当场讨论并解决,“这类案件法院收得不多,金额又小,可能会考虑资源有效利用的问题,如果因此立案受阻,就要及时沟通解决。”

在开庭之前,袁丽提醒她们关注庭审流程,并从庭审时的实质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她告诉团队成员,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除了准备好相关材料,还得从反方角度思考,现有的这些观点和证据会怎样被攻破,怎样做好防守。

尽管困难重重,这些学生在诉讼时仍带着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袁丽说,迪士尼团队的学生们在操作案件的过程中,并不想伤害这家外资企业,因为上海市能将其引进,一定也花了很多心思,她们希望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尊重友好的营商环境,“案件结束就是结束了,也谈不上以高姿态再去怎么评判对方。”

2019年9月12日,迪士尼方对入园规则进行了修改:除少数特殊食品仍禁止携带外,游客可携带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王洁莹和同学们选择接受这一调整,至此,该案经上海浦东法院主持调解结案,被告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补偿原告人民币50元,作为当时被禁止入园食物的赔偿。他们表示不用找零,但王洁莹和同学们坚持用手机退回3.7元,她们最初想要的就并非金钱赔偿。

此时比赛早已结束,但这一案件还是获得当年“小城杯”比赛的一等奖,王洁莹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啄木鸟奖”。



今年7月,杨昊斌和同学组队参加“小城杯”比赛,并成功进入决赛。受访者供图

“理想的法律教育”

“为众人拾薪”,上海政法学院的大四学生杨昊斌也看到了“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他希望能像王洁莹等人一样,去发现社会中一些不足以花大力气推动的小问题,然后用自己的法学知识改变现状。

杨昊斌关注的是微信提现收取手续费的问题。他和队友们初步检索了各家银行的转账手续费,发现费率远远低于微信所收取的提现费。而腾讯的客服机器人对这个问题回应称,收取提现费是为了弥补银行交易的成本。“这笔钱究竟用在哪里?”杨昊斌和队友们将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目前案件正处于诉前调解阶段,杨昊斌并不知道结果究竟会怎样,他想,财付通是腾讯集团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腾讯作为那么大的企业,收取手续费的时间也已经有了8年,而开始收取手续费的那一年,也已经有湖南的一位律师状告过这一事情,但是败诉了。杨昊斌想看看,针对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争议,假如法院判了败诉,会是什么样的论述理由。

比赛不在于输赢,吴辰认为,理想的法律教育首先要掌握普遍的法律规律,然后用生动而非灌输的方式,让法学生们理解自己未来从事法律工作的使命,最后是开眼看世界。

“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上海政法大学的硕士生刘文成关注的是电信套餐的捆绑销售问题,尽管他未能进入今年的决赛。但他认为,让更多人关注到事情本身不一定合理,才是更重要的事。

早在他本科入学时,就发现每个寝室都需要办宽带,而在上海电信的旗下,校园业务是一个单独的模块,这也意味着校园内不能享受各区的电信服务和套餐,而是只能办理上海校园电信的单独业务。目前的大学生大多都有自己的手机卡和号码,因而对于电信的校园业务需求最大的自然也是宽带。

电信给宽带的定价是200元,但是宽带服务并不能单独销售,而是要先办理390元的校园套餐才能进一步办理宽带,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需要办理一个意义并不大的前置套餐。

刘文成提交了材料,起诉电信公司,但因毕业事情众多,最终案件也撤诉了。他将与电信办宽带一事的比赛经历写在了微信公众号上,希望更多人关注这个事情,寻找契机再度维权,他说,“总有人能看到吧!”他也将直接转交目前已有的所有材料和证据。

多次在比赛中担任指导律师的袁丽认为,与法学生们在校期间爱参加的辩论赛、模拟法庭不同,在这项比赛过程中,学生们要真正走入社会中去实践,这正是意义所在。她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对生活中的每项不合理进行起诉,但需要形成一种与法律有关的直觉,去判断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学生们在这项比赛中,正是把这种直觉变成诉讼的实践,最后通过结果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华东政法大学的本科生肖宁曾经是参赛选手,在2015年的“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中,她坐在了原告席。她曾向媒体坦言,自己开庭发言时手都在颤抖。早就烂熟于心的稿子,最终在现场一字字念完。当时,她甚至担心自己将来的执业情况。

但问出问题时肖宁却毫不犹豫,“钱的流向是哪里?为什么收钱没有明显提醒?是否受政府监管?”当时,华东政法大学的几名本科生就上海市场牌照拍卖收取100元手续费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向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6年6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依法驳回肖宁的全部诉讼请求。但那一年的9月7日,上海国拍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下调上海拍牌手续费。

如今的王洁莹也已经大学毕业4年了,通过法考之后,她如愿成为了一名律师。随着“迪士尼案”的走红,她的社交平台也火了。总有粉丝前来咨询,问的大多都是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他们将王洁莹视作榜样,询问是否有维权的可能性,又该怎样去维权。

王洁莹曾在朋友圈分享过一段文字,讲述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参与起诉迪士尼,“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规则不合理,哪怕制定规则的主体是迪士尼。”她说,“我们往往会习惯于我们的生活,惯性地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却缺少了对规则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的反思。”

(邓雅然、刘文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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